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加上专家们的预测，中国去年出口总额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而GDP也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诸如“世界进入G2时代”、“中国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等标题开始出现在全球各大媒体、网站的首页、头版。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沾沾自喜，摆在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不会比溢美之辞少。
“超德赶日”仅仅是数字游戏，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质量达到了先进水平。日本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只有3千美元，日本人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执着地追求住房；德国依然是出口产品品质最好的国家之一，他们可以不出国门就能买到世界上最好的跑车。
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从来就令人心焦。1950年代“大跃进”时期，中国也曾提出过“赶英超美”的豪迈目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一场中国人之间相互比赛吹牛的闹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当然会对“超德赶日”也感到自豪，但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低下的资源使用效率以及对环境的破坏，都让我们无法过于乐观。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模式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以便宜劳动力生产商品，然后出口到欧美市场赚取外汇；用政府巨额的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然后不停地在“产能过剩--宏观调控--产业低迷--再政府刺激”之间的循环中打转。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证明难以持续，比起“超德赶日”，中国更迫切需要的是转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与GDP增长速度同样快速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属于一个社会财富分配平均的社会，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处在0.2左右。但改革开放在全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也使社会财富急剧地流向少数阶层。到2006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97，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更是明显。
我们一直在呼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让内需得到真正启动，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具持续性。这样的口号十年前就已经提前，现在来看，我们面临的局面仍然艰巨。许多民众对现在的社会有一些怨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年一度的春运则是另一个马上要碰到的问题。每年中国的客运部门在春运的一个多月内几乎要把14亿人都运送一遍，而这其中关于火车票“一票难求”的讨论是最多的。买不到票的人们，尤其是诸多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把愤怒指向了高价倒卖车票的黄牛党。对此，中国的监管部门开始在一些地方实行火车票实名制购买政策。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个政策一出台还是被认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回家难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多修铁路，因为不管怎样打击倒卖车票都好，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目前这个14亿人的国度人均拥有的铁路仅仅只有一根香烟那么长。
这些买不到票的人们有理由愤怒，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称为“农民工”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为中国的出口以及GDP增长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但是却连在春节的时候想回家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都变成了煎熬。
或许留把家安在城市是一个解决回家难的好办法，但是即使在工资不被拖欠的前提下，他们存一辈子的钱可能都买不起商品房里的一间厕所。
这辈子解决不了的问题便寄托到了下一代，他们会心甘情愿花一辈子的积蓄供自己的儿女们上大学，但却发现即使这样孩子们毕业了也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生病也是他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生病往往不敢去医院，一张张昂贵的药单使得他们望医院而却步。最近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广州的一对农民工夫妇在儿子感染了甲流病毒后由于没钱治疗，硬要儿子出院，最后儿子病死了，尸体被扔在了公路旁的臭水沟里。
中国老百姓的抱怨还远不止这些，究其根本，是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这个国家崛起的红利。解决这些抱怨的方法除了继续发展经济之外，政府可以很快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同时降低赋税。有数据证明，中国1997-2007年间工资占GDP的实际比例从53%下降到了43%。而在去年年底公布的“福布斯全球税务负担指数”中，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税赋压力排名世界第二。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应当只是通过数字游戏和外人的赞誉而获得，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健康程度与国民的满意度上面。所以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搬走住房、教育、医疗这些中国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不去安抚他们诸多抱怨，即使中国成为了头号经济强国，人民群众也是不会拍手称快的